宋朝（960年—1279年）是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三百十九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宋代的社会经济和地域差异。

国学入门：宋代的社会经济和地域差异

一、考察的缘起——为何从空间说起

1.绪言

就经济史的一般课题而言，由于人们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种活动结合在一起，因此需要知道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物质资源和服务?处理这个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发展变化的原因何在?这些和经济以外的人类活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从横向和纵向时空两方面进行剖析，也许能概括其要点及解答上述问题。[1]

但是，前近代的经济状况不仅是纯经济的因果关系的关连。一般说来，影响经济的外因无非是外敌人侵、自然灾害、疫病、对外贸易、人口动态等，再就是与社会心理、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密切相关，这是逐渐加以判明的。由于经济史的研究面临经济人类学、经济社会学的基点已兼而备之，可以说比较合适的理论能产生也是理所当然的事。[2]比较概括地抓住这种理论模式的核心来看，即是自1960年代、1970年代以来逐渐明朗、产生影响而具有革新意义的结构史或结构主义历史观。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开拓着更为广泛的、全新的研究方法、表现手法及研究领域，显而易见，这是符合历史意识走向的潮流。

以这种观点考察事件史的短时期波动与经受住政治剧变而保持稳定的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事件史就被纳入比较长期的动态史和构造史，于是，其周期循环的制约作用就浮现出来。当借助事件史(个人的时间)、动态史即景气变动史(社会的时间)、构造史(地理的时间)三要素去抓住历史时，作为这种历史观的基本框架而被重视的就是长时段的结构史和中时段的动态史。这一理论还包容了“整体论”的冷静思考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作为前者追求的日标是：建立人文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学际对话的论坛(译者按：西方通常将历史学归入人文学范畴)，从收集资料到推论、比较、概括方面促成两者方法上的相互补充完善，以求公正地把全人类、人类社会总体的历史网罗无遗。而后者的主张在于：反对历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的、以一国为中心的——无论是以欧洲为中心还是以中华为中心的——普遍史研究的先验模式。依靠人类学的关注，一方面追求比较接近于一般历史研究方式的范围广泛地观察和比较;另一方面则注重对普通人民日常大众生活水平的研究，以求从中总结出纷繁复杂的阶级、文化、宗教、社会组织的存在形态[3]。

作为中国学研究领域范围内的经济史研究，其作用与其说是经济方面的，还不如说是置于通晓中国历史(“中国通”)的地位。因为经济史研究者比较适应接近于作为历史学家的基本训练.所以能充分灵活运用历史学家比较擅长的叙述史学(narrative history)概括手法[4]，从详细的事实中提供结论作为首要的目标。这一基本态度与上述新的现代历史意识观念仍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当新问题史学就人类总体(buman collectivity)的日常生活记录提问，或者就其各种主要的变革与由形形色色的环境派生出来的生活方式和性质有着怎样的接合设问时，现存的中国学理论框架范畴内显然无法引出完满的、足以自圆其说的解答。另一方面，从处于统治地位的统治阶层自我保存为目的而遗留下来的、以“官样文章”式的资料为核心内容的现有文献学中，自然也还无法提供足以自圆其说的基础资料，这种状况的存在是客观现实。

最近，罗威廉教授[5]及杰弗里·巴拉克劳格(Geoffrey Barraclough)教授[6]各自分别提出其广义的新社会史学理论，反思了中国学研究的动向，中国学在广义的社会史学术潮流中已具备国际规模。其中，不妨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所作的贡献试加定位，这种反省对于今后的研究无疑是有益的。无论是一味强调西欧中心论还是过度的民族主义均是不行的。今日的学术潮流着眼于对广义社会史基本事实的发掘，致力于对与长期持续波动相适应的内在成长变化及其原因的叙述分析。就这一点而言，以加藤繁、内藤虎次郎教授为先驱的日本的中国社会研究，起步比欧美及中国的研究领先了半个世纪。也就是说正因为日本学者把握了中国通史的各个时代，抓住了其中若干个主要的、内在原因导致剧变的划时代关键期，与此相呼应，就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复杂局面，从横向、纵向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几乎是平均密度的观察，才有可能对基本事实定位。

回顾一下学术史，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加藤繁教授，十分重视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威廉·詹姆士·艾施莱(William James Ashley)、威廉·康宁翰(William Cunningham)教授等构建的l9世纪历史学派的理论框架，及其历史主义的内外批判方法，采用其广搜博采历史事实，谨慎、正确地积累知识的研究方法.确立了日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学方法[7]。历史学派而有的相对主义、有机体思想、把握社会总体的观念、实用国民经济学的主张、对文化及心理要素的关注等理论，全都对加藤繁教授的研究方面的框架构想留下深刻影响。例如，他指出中国这一空间单位的广大与差异、进化与中断停滞周期的复杂性以及文化社会要素的重要性[8]。但加藤繁教授的基本观点(态度)倒不如说是彻底的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总括而言，不外乎经数次的实地调查体验及对相关文献的广泛搜集而得知识的归纳，再追溯到明末、唐末至朱(乃至先秦末)，抓住社会制度的变化，又将这种展望进行普遍史意义上的比较，联系单线发展说作出解释，这种一贯的研究方法比较消极。

这种历史主义仅止于历史派经济学的静态直观研究法，招致后来来自历史学家方面的历史批判，以及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为代表的方法论的批判。它与马克斯·韦伯的史观中总体史的单系因果发展论全不相容。与此相关，围绕同一学说的不同作用问题，在日本的汉学界也确实存在.研究者中的许多人牵强附会追求新鲜课题，热衷于关于中国史的“近代性”，或近代的起源勘定等方面的问题，不管是否采用马克斯·韦伯的宏观进化模式，都把思考框架构建的着重点置于阶段进化的发展模式。这种新研究方法致力于发掘影响全国发展水平的中国各时期的内在发展史的基本事实，并对这些基本事实进行分析，进行必要的概念化、抽象化，从而得出中国社会的历史步伐决非停滞不前的结论。一系列明显成长的样本确实存在，伊懋可[9]、罗威廉[10]、杰弗里·巴拉克劳格[11]各位教授的论著中也明确谈到这些观点，他们的论述为究明上述论点作出了贡献。

关于近代的起源问题，为力求时代划分的准确，在内在发展的动态及其各阶段的划分两者的相互关连性问题上，尚须进行详尽而穷根究底的考察：对以农业立国的封建王朝政权(agrarian regime)的社会制度，即关于其土地所有制、财产制度(所有、让渡、转移)、农业劳动的形态、身份制度及秩序、村落基层秩序的性质和变迁等方面进行考察。此外，还有国家与社会的相关涉的问题，无论是关于君主独裁制度基本框架导致政府内部权力分配及其变化(克服贵族制的独裁制)的研究水平，还是以亚洲专制制度与共同体为参照的社会组织的研究，抑或是超越阶级关系的身份制专制机构的研究，还有探究行政力的渗透(bureaucratization)与社会的成长(Secularization)相关性的研究，均成为涉及深层次迫切需要洞察的课题。还有就是关于商业与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史上，比较明显的商业集约产生于宋代、明末和l9世纪后半期。探索这些划时代时期，就其商业资本集约的规模和性质如何的问题进行探讨的同时，勘定产业资本主义萌芽肇始于哪里，其前提条件及阻碍其发展的原因又何在等一系列问题，其论述和讨论尚有待于深化。

正如罗威廉教授正确指出的那样，即使在今日新社会史学的不断质问下，我们也能共同拥有关于中国史各时代的实质性的基础知识体系;对于社会结构的长期波动和变迁的涯略洞若观火的展望也成为可能，而之所以能兼具有效分析方面的多种概念、模式、基本框架，不言面喻，这从作为先行的历史主义的分析研究方面获益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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